江寺并非江淹儿子昭元舍宅所建——兼谈怀璁两存说

      萧山江寺是“南齐建元二年文通(江淹)之予昭玄(元)舍宅为寺”的说法，见于元代赵筼翁《萧山县觉苑寺兴造记》。毛奇龄斥为“荒唐”。但至今又在沿称，故有必要费些笔墨议论一番。
      一、《大宋僧史略·管属僧尼》、《佛祖统览》说“昭玄寺”是南北朝设立的统管全国和尚尼姑的官署名称，且此名又是皇帝定的，所以用“昭玄(元)”称名冠寺，不可思议。
      二、《南史》江淹本传只记江在江淹死后“袭淹封爵”；江淹《伤爱子赋》自序中说：“江艽，字胤卿，仆之第二子也。涉岁而卒，此外，江淹别无他子名或字昭元者。
      三、建元二年，即公元480年，是南朝齐高帝年号。是年，朝廷新设史馆，江淹充此馆之任，年仅三十五岁，在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封建社会里，哪有父亲健在，儿子可以自主地去舍宅为寺之理呢?
      四、南朝梁天监四年“梦笔桥记”仅说：“初，齐建元中，左卫江公舍所居宅为大福田。则斯桥之兴，与寺偕始。”北宋初《太平寰宇记》载“萧山县东北一百三十步，有江淹故宅”；北宋天圣四年(1026)、景佑五年(1038)碑文、桥记等承袭上说；南宋《嘉泰会稽志》引天监“桥记”、《太平寰宇记》，并按称绍兴江君里有江淹故宅，说在萧山的是他的别墅。同书虽有“昭玄(元)寺，今觉苑寺也”的记载，但还是没有提及江淹之子江昭元舍宅为寺的说法。查明萧山县令林策《重修觉苑寺记》：“大中初赐名昭玄”(不知何时避“玄”为“元”)。才知是唐代皇帝赐的寺名。联系旧县志载的唐朝咸通十一年(公元870)残缺墓志铭文中萧山县有“昭元乡、昭元里”地名(今城厢镇西部一带)，此乡、里名称，或以昭元寺名命名的。即便是这样，亦无江淹之子江昭元舍宅为寺的线索可寻。
      五、民国《重修浙江通志稿》，并见《僧传·十二》宏明传记及：“济阳江总于永兴(今萧山)邑立绍元寺”，曾请山阴宏明和尚来住过。再把唐代出现的“赐名昭元寺”以及地名“昭无乡、昭元里”等名称联系起来看，或以误“绍”为“昭”所致。因为“绍”与“昭”，形似音近，有可能将江总立的绍元寺误为江淹之子江昭元舍宅建的昭元寺。这种张冠李戴的情况，还同江淹和江总及他们的子孙都姓江，又都是南朝济阳考城(今兰考)祖籍人有关，所以南宋书法家张温夫括略书题为“江寺”，直至于今，人们还是这样混而称之的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 综上所述，江寺是江淹之子江昭元舍宅为寺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 清初学者毛奇龄力主江寺即江总祠的说法。乾隆《萧山县志》载，毛奇龄说江总“子承父孝，舍宅为寺，不免附会。”但新发现的“江总于永兴邑立绍元寺”这一条史料，有力地支持了毛氏“江总祠”说。但他力驳江寺是江淹故宅之说，“其辨甚明”(乾隆“县志”)却总感毛说推理多于实证，所以后来志书不以毛说为然。笔者认为毛氏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，还是不够明智的。明朝嘉靖间江寺和尚怀璁就比较客观。怀璁持的是亦此亦彼的态度，他在公元1542一1543年间，又在江寺址左侧另建了一座江令(总)祠。这样，把江淹、江总分祀开来，是顾到了各自的历史根据，在不能作出肯定、否定的结论之前，取两说并存的态废，是比铰妥当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