萧山建县史实考 ——新发现最早县名为“下诸暨”

     提  要    萧山建县至今已有二千多年，有一些重大问题始终是悬案，诸如：建县朝代究竟是秦代还是汉代？建县时县域属地从何处分置，最早的县名叫什么？……等，对这些问题，历代地方志一直议论纷纭，模糊不清。本文根据笔者的多方面考证，依据新发现的史实，证明：萧山建县于汉代，其地域由当时的诸暨、山阴二县分置合成，最早县名为下诸暨。上述考证，纠正和弥补了历代萧山史志论述的讹误和不足，并为解决萧山历史上的其他重要疑窦（如西施归属等）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佐证。

    关键词    萧山  余暨  下诸暨  汉代  建置  考证

 

（一）

    萧山在古代建县时，最早的县名叫什么？传统的回答，都称是余暨。查阅目前存世的六部《萧山县志》：明嘉靖志、万历志；清康熙志、乾隆志；民国志（稿）和来裕恂所纂县志（稿），均持此说；1987年新编的《萧山县志》承袭这一说法，在建置编中作如下表述“（萧山）西汉初至元始二年（2）间始建县，名余暨，属会稽郡。”

    那末，余暨真的是萧山最早的县名吗？在萧山的历史上，有没有比余暨更早的县名呢？这是一个颇有意义和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
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，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余暨县名的出处。考诸古代史籍，可以看到，余暨作为县名，最早见于正史记载的，是后汉班固所撰的《汉书》，该书第二十八卷《地理志》“会稽郡”条目下，列载了当时会稽郡所辖的26个县的县名，余暨即在其中。历代《萧山县志》，就是依据《汉书》的这一记载，把余暨定为萧山最早的县名。对此，似乎没有人提出过疑问。

    《汉书》，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，记述了从汉高祖到王莽的229年的史实，成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准绳。但是，囿于当时的种种原因和条件限制，《汉书》在述及地方郡县等情况时，一般都比较简略。今天，我们看到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“会稽郡”的条目下，只列举了县名“余暨”两字，没有就建县经过、地名渊源和区域变迁等情况作进一步阐述。因此，仅凭这一记载，就把余暨说成是萧山的最早县名，是难作定论的。

 

（二）

    为了尽可能弄清楚萧山的县名渊源和建县经过，近年来，笔者有目的地作了一些探索，力求从众多的古代文献中寻找线索，解开疑窦。几经周折，终于从两部古籍中，发现了汉代应劭对《汉书·地理志》所作的一条十分重要的注释。

     一是宋代乐史所撰的《太平寰宇记》（一百九十三卷，清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本影印本），该书第九十六卷“越州”条“萧山”项下载：“《汉书》应劭注：汉分诸暨、山阴地为下诸暨，后易名余暨”。

    二是明代曹学佺所撰的《大明一统名胜志》（二百八卷，明·崇祯三年刻本），该书第四卷“绍兴府”“萧山县”名下载：“应劭云：汉分诸暨、山阴地为下诸暨，后更名余暨”。

    上述两书所引的应劭对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“余暨”名下的一条注释（以下简称“应注”），内容一致，文字基本相同，仅“易”“更”一字之别，可以确定，它们都源于《汉书》应劭注解的早期版本，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。

    “应注”的发现，为我们研究萧山的古代史，提供了十分宝贵的信息，下面拟专门论述。

    在这里，笔者认为有必要先就《汉书》的作注情况作一介绍。

    班固撰写的《汉书》，成书于公元二世纪。问世后，当时许多人觉得“文繁难省”，认为是一部比较难读的书。《后汉书·班昭传》中也讲到：“《汉书》始出，多未能通者。”这就从阅读和传世方面提出了为《汉书》作注的要求。据统计，历代学者先后为《汉书》作注者，多达67家。有的补充史实，有的考订异同，有的订正音义。其中，应劭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注家之一。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，应劭注解的《汉书》著作有二种：一是《汉书》一百十五卷，署汉护军班固撰，太山太守应劭集解；二是《汉书集解音义》二十四卷，署应劭撰。

    应劭，何许人也？《后汉书·列传》中说：应劭，字仲远，后汉汝南南顿（今河南）人，少笃学，博学多闻，汉灵帝时举孝廉，辟车骑将军何苗掾，中平三年（186），举高第，再迁，中平六年（189），拜太山太守。时战乱频仍，旧章湮没，书记罕存，劭慨然叹息，乃缀集所闻，著《汉官礼仪故事》等书，凡朝庭制度，百官典式，多劭所立。其父应奉，曾撰《汉书》后序，又删述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及《汉记》，凡十七卷，名曰《汉事》。应劭集解《汉书》，无疑吸收了其父的研究成果，再经过自己的旁搜博采，多方考证，最后编撰而成。

    应劭集解《汉书》的两部著述，在唐以前，有着较大影响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对两书均有著录，但是随着时代变迁，特别是唐代颜师古的《汉书》注本问世以后，其他《汉书》注本就日见稀少，在《宋史·艺文志》所载的书目中，我们已见不到应劭的上述两书著录，估计这两种书在宋代已是凤毛麟角，十分罕见，续后，几乎亡佚殆尽，以致使后人至今难窥应注《汉书》的全貌。

    今天，我们有赖于《太平寰宇记》和《大明一统名胜志》所辑录的引文中见到应劭原注，实在是莫大幸事。

辑录应劭原注的《太平寰宇记》和《大明一统名胜志》是宋、明古籍中的两部重要著作。《太平寰宇记》的编撰者乐史，是北宋文学家和地理学家，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称乐史这部著作“卷帙浩博，考据尤精核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此书“采摭繁富，惟取赅博，盖地理之书，记载至是书始详。《辞海》则称此书是“一部北宋地理总志”，并特别指出其“所载唐以前地志佚文，可补史籍缺略。”
    《大明一统名胜志》的编撰者曹学佺，是明代的一位多产著者，“以博洽闻”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就收录了他编撰的著作10部。

 

（三）

    现在，我们来进一步研究一下，应劭的这条注释是否符合史实，是否可信，笔者认为：可信。其理由是：第一，应劭与班固所处时代同在汉代，其父应奉又是一位研究《汉书》的著名学者，父子俩人所掌握的丰富资料，为应劭集解作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；第二，应劭提到萧山的最早名称“下诸暨”，有相关资料可以佐证。有“下诸暨”，必有“上诸暨”，两者是相对应的。据后魏郦道元所撰《水经注·渐水篇》载：“（浦阳江）江水又东经诸暨县南，县临对江流，江南有射堂，县北带乌山，故越地也，先名上诸暨。”现在看来，当时存在的上诸暨和下诸暨，其情况颇与目前杭州市存在的上城区和下城区相似；第三，应劭说余暨县的行政区域是从诸暨、山阴两县分置合成，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。因为秦建郡县时，会稽郡下的钱塘江南岸地区，仅置山阴、诸暨两县，萧山必然处于这两县范围之内。1996年新编的《绍兴市志》说：“秦王统一全国，全国推行郡县制，先后于钱塘江以南，设立山阴、诸暨、句章等10余县，今绍兴各县（即旧称“会稽八邑”，萧山亦在内，笔者注）分属山阴、诸暨两县”。1993年修纂的《诸暨县志》，在述及其县境地域时，也说“秦置县时，（诸暨）县域远大于今。”

    综合上述分析，笔者认为：萧山在汉代建县时，最初的县名应是“下诸暨”，不是“余暨”。因为按常理分析，当时的行政当局之所以从诸暨、山阴两县分置“下诸暨”，其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行政区域——下诸暨县，舍此别无其他合理解释。对此，应劭的注释，已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。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即“应注”并没有明白地说是“下诸暨县”，而只提到“下诸暨”这个地名。笔者认为，这应从《汉书》当时撰写和注释的通例进行审视。从《太平寰宇记》等两书辑引的情况看，应劭的这条注释，是注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“会稽郡”所属26个县之一的“余暨”名下，按照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撰述体例，他在所注地名中均省去了一个“县”字，今天我们在解读时，应读成是“汉分诸暨（县）、山阴（县）地为下诸暨（县），后易名余暨（县）。”这才是“应注”的实际含义。至于“下诸暨”这个地名，笔者认为原来已经存在，是这一地域的概括性称谓，建县之始，沿用它作为县名，这是合乎情理的。但“下诸暨”作为县名，使用时间不会太长，考虑到称谓上的方便，不久就改成了“余暨”。

    那末，对于这样重要的一个历史史实，历代的萧山地方志为什么没有记载呢？笔者认为，这无疑是由于年代久远，古籍传本稀少和信息闭塞所致。这一情况，可从民国《萧山县志稿》得到印证。该志所载邑人施凤翔于民国24年（1935）写的序言道：“旧志之存于今者，惟清代康熙癸酉之刘志，乾隆已巳之黄志，迄今一百数十年，其书已不多见，予尝悬重值求之，辄不易得，则前乎此者无论矣。”这就是说，在修纂民国志（稿）时，萧山境内只有清代的康熙、乾隆两志尚存，而离时不过300多年的明代嘉靖、万历志都已无法看到，更何况是远在2000年前萧山建县初期的文献史料，其资料征考之难，显而易见。因此，历代志书未能弄清建县原委，也是情理中事。

    今天，我们所以能够发现萧山的早期史料，也是得益于社会的发展进步，得益于信息的传播普及。

 

（四）

    新发现的“应注”，虽然文字不多，但其内涵的信息十分丰富，为解决萧山早期历史上的许多疑团，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和依据。笔者认为，它对进一步研究萧山的古代史，具有以下多方面的意义：

    ⑴有利于弄清萧山建县时的地域渊源。

在萧山历代志书中，关于萧山古代的地域所属，多语焉不详。一般只说春秋战国时属越国，后“楚威王灭越遂为楚地”，秦统一后属会稽郡，至于萧山最早建县时的地域从何而来，从未有过明确说法。由于秦置郡县时，钱塘江南只有山阴、诸暨两县，萧山的位置夹在钱塘江与上述两县之间，照理在归属上非此即彼。但如果寻根究底，具体归属于谁，则从来没有明确记载。“应注”的发现，无疑为我们廓清云雾，匡正史实，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：①萧山建县时的区域由诸暨、山阴两县分置合成；②在分置地域的大小上，以诸暨为主，山阴为次。这从“应注”把诸暨放在“山阴”前面可以看出，也可以从地名为“下诸暨”得到证明。

    ⑵明确了萧山建县始于汉代。

    对萧山的建县时代，历史上曾长期争论不休，一说秦置，一说汉置。明嘉靖《萧山县志》谓：“秦始皇十六年，始置余暨县，会稽郡领之。”清康熙《萧山县志》称：“萧山，古荒服地……秦始皇二十五年，始置余暨县，会稽郡领之。”清初学者邑人毛奇龄，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些武断，他在《萧山县志刊误》中说：“予县自秦始皇分郡县时，即有其县名，曰余暨，两汉因之而不改”。

这一问题，直到近代才有比较客观的说法。民国《萧山县志稿》称：“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《史记·始皇本纪》注有郡名，无县名，余暨之名见于正史（即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）者始此”。据此认为萧山始建县于汉代。实际上，长期以来“秦置汉置”聚讼不已，关键在于缺乏史料依据，因为从来没有一则史料，明确提到过萧山的始初建县年代。“应注”的发现，给我们提供了明白无误的信息，即萧山的建县时代是汉代而不是秦代。

    ⑶有助于为历史悬案辨明是非

这里，比较明显的争执之一，就是西施出处究竟何处？历史上著名的美女西施，其故里究竟是诸暨还是萧山，有关文人学者已打了一千多年的笔墨官司，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桩悬案。双方为此都查找引用了大量的古籍文献资料，但至今没有结论。一些志书在记载时，只好“诸暨，余暨（萧山），两说并存。”笔者认为，要弄清这个问题，必须登高望远，从当时所处地域环境的实际情况出发，分析研究。“应注”的发现，给我们极大的启示，二千多年前，萧山和诸暨本来就是一家人，归属相同，没有必要过多地在“诸暨”和“余暨”两个县名上兜圈子。现在看来，西施出生于“苎萝山”是众所一致没有争议的，那末关键应该在“苎萝山”上做文章，即现在的两座苎萝山（一在诸暨、一在萧山），那一座真正符合史料记载中的苎萝山。按如此思路，研究探索，可能问题就会变得豁然开朗，迎刃而解。

    ⑷有助于弄清“余暨”县名的真正含义。

由于“余暨”是萧山的早期县名，后人总想弄清它的来历和含义。民国《萧山县志稿》引清代学者张文枫《螺江日记》语：“萧山旧名余暨，以夏少康封其庶子无余于越。而萧山适当越西尽处，故秦分郡县，谓之余暨，暨者，及也”，又引毛奇龄《萧山县志刊误》中语：“其云‘余’者，以其地产盐得名”；同时引《越绝书》；“越人称盐为余”作佐证。

    新编《萧山县志》对县名来历作了多方面考证，引用民国《重修浙江通志稿》，概括了三种说法：一是萧山地处暨浦（即浦阳江）下游，地域上已是暨浦之余，所以称余暨：二是“暨”有“及”的意思，传余暨为越王无余教化所及，故名余暨；三是“余”为越语，越人称盐为“余”，因当时萧山产盐，又临暨浦，所以称余暨。并认为“第三说较为有据”。

    笔者认为，上述种种关于“余暨”县名的解释，是把事情搞得太复杂化了。

    “应注”的发现，使我们对“余暨”县名的由来获得新的认识，“应注”明白指出：萧山建县，初名“下诸暨”，“后易名余暨”。这里的“下诸暨”与“余暨”，实际上是同义词，两者是一致的。

    根据我国最早的一部字书，东汉许慎所著的《说文解字》解释：“余，饶也，从食，余声，”意为丰足、宽裕，由此引伸为多余、剩余之意。而“余暨”之余，实际就是“多余”“剩余”之“余”。因为余暨的地域主要是从诸暨属区中划分出来的，因此称作“余暨”，是顺理成章之事。

    对这一论点，笔者认为还可以从王莽时的改名中得到印证。王莽当政后，将全国众多地名统统改成新名，“余暨”被改成“余衍”，为什么叫“余衍”呢？据鲁迅撰《会稽郡故事杂集》中序文所述“会稽古称沃衍”，据此，可以认为，“余衍”之意即是“沃衍之余”，其取名道理，两者是一样的。

 

    ⑴汉·班固撰，唐·颜师古注，清·齐召南等考证．《前汉书》．清文渊阁藏四库全书本影印本．

    ⑵汉·班固撰，唐·颜师古注．《汉书》．中华书局，1962．

    ⑶南朝宋·范晔撰．《后汉书》．清文渊阁藏四库全书本影印本．

    ⑷宋·乐史撰．《太平寰宇记》．清文渊阁藏四库全书本影印本．

    ⑸明·曹学佺撰．《大明一统名胜志》．明·崇祯三年（1630）刻本．

    ⑹唐·魏征等撰．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．中华书局，1973．

    ⑺后晋·刘煦等撰．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．中华书局，1975．

    ⑻宋·欧阳修等撰．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．中华书局，1975．

    ⑼元·脱脱等撰．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．中华书局，1977．

    ⑽晋·郭璞注．《山海经》．清文渊阁藏四库全书本影印本．

    ⑾后魏·郦道元撰．《水经注》．清文渊阁藏四库全书本影印本．

    ⑿鲁迅著．《鲁迅全集·会稽郡故事杂集》．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73．

    ⒀宋·施宿等撰．《会稽志》．清文渊阁藏四库全书本影印本．

    ⒁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．《绍兴市志》．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96．

    ⒂绍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．《绍兴县志》．中华书局，1999．

   ⒃明·林策修．《萧山县志》．明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）刊本．

   ⒄清·刘俨修．《萧山县志》．清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刊本．

   ⒅彭延庆修．《萧山县志稿》．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铅印本．

   ⒆萧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．《萧山县志》．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7．

   ⒇清·毛奇龄撰．《萧山县志刊误》．清嘉庆元年（1796）陆凝瑞堂刻本．